我在乡下有一座老屋。
曾经奢想，老屋是在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。门前有一条弯弯曲曲长流不息的小河，河上有几座斑斑驳驳的石桥。夏天，在水里扎几个猛子，摸几条鱼儿，和一群水鸟追逐戏闹。闲时，在小河里抛钩垂竿，披一蓑风雨，钓几片水声。或者，干脆就让老屋坐落在大漠戈壁，看月横西岭、云断北荒，品味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凉。
可惜啊，这些个真的没有。
现实中的老屋，在苏北的一处原本因贫穷而闻名远近的老岗地上。在我记事时，老屋是两间低矮破旧的草房。几根长短不一的木棍，支撑着东倒西歪的墙体。酷似一个佝偻的老人，匍匐在一个毫无特色和生机的小村庄上。
老屋，用饥饿和屈辱给我的人生开设了一堂深刻的启蒙课。文革开始时，我正读初中。原想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我只好回乡务农。野菜树皮填不饱肚子，起早贪黑干不完重活，是当时的生活常态。而更糟糕和荒唐的是，由于革命的需要，当地的头头脑脑们，竟在一夜之间，慷慨地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戴在我的伯父头上。在那个凡事都要查个八父八母的年代，这就等于在政治上早早地宣判了我的死刑。从此，浓稠得抹不开的愁云惨雾笼罩着低矮的老屋。时常在半夜醒来时，听到母亲接连不断的叹气声和父亲在烟袋窝明灭中的咳嗽声。在无数次地重复这样的场景后，终于有一天，父亲将烟袋头猛地往鞋底上一磕，几乎是咬着牙吐出两个字：盖屋！
后来我才知道，父母当时最担心的，是怕我娶不上媳妇。政治上的污点他们无力回天，但经济上的短板可以通过盖房子来蒙混过关。那年头，房屋就是庄稼人的脸面。所谓相亲，相的家产主要是房子。可在身无分文、食不果腹的境况下，拿什么来盖房子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，咬牙苦干。垫宅子，托土坯，夯墙基，都是自家人在集体收工后抽空进行。夏季中午，日头狠毒。多数人都躲在树下乘凉，而我和父亲赤脚光臂，推着木轱辘的小土车，吱吆吱吆，一趟又一趟，燕子衔泥般地劳作着。脊背上的皮肤，被晒得像蛇蜕一样脱了一层又一层，脚上的血口子被划了一道又一道。似乎经历了不止九九八十一难，三间新草屋终于盖成了。对，是三间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新屋的泥墙，是我和父亲以及家人用汗水、泪水调拌出的。
新屋，给我的人生和家庭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变化。在新屋里，我成了丈夫，做了父亲。父母脸上的皱纹里，有了些许笑意。但坏分子亲属的影响却如影随形。陪斗、挨批，是家常便饭。压制、羞辱我和家人，更成了一些人的日常消遣。在生产队里，我们家一直是干最重的农活，记最低的工分，分最少的粮食。一辈子争强好胜，不甘人下的老父亲，常常在与人争吵过后，用一种复杂的眼神，久久地望着老屋和我。那眼神，电光石火一般，闪露着深深的不平和殷殷的期待。让我至今都不能和不敢忘记。
为了不辜负那道眼神，我走出了那个让我身心俱伤的老屋，开始了改变命运的长途跋涉。一路上无心风月，只求前行。跌跌撞撞，摸爬滚打，终于敲开了城市的一道小门。十多年后，我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公家人。当我第一次拿到国家干部的工资时，酒量不大的父亲，一口气地将大半瓶山芋干酒咕噜噜地全喝了下去。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然又是盖屋，盖屋！一年后，我们家盖起了整个村子里的第一家瓦房。尽管只是水泥檁条，六尺走檐，现在看来十分寒酸。但在很长的时间里，父亲因这处瓦房快乐着，骄傲着。每当有人问起家住哪里时，他都会不无得意地说：某某大队有瓦房的那一家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房子，是可以传世的祖产。是除了子女以外最重要的东西。他把从上辈人手里接过来的两间草屋变成三间，又把三间草屋变成当地的第一家瓦房，这是一个农民的极大成功，是儿孙争气的重要标志，是翻身做主人的有力见证。自此，他对老屋倾注了深深的感情。不管有事没事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围着老屋转上几圈，这里望望，那里摸摸，看看瓦片有没有破损，墙体有没有裂纹，象精心呵护着一个婴儿。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，他始终不愿到城市生活，而和母亲在老屋里相互厮守，也在这里驾鹤远去。
父母相继去世后，对空置的老屋是弃是修，让我纠结了一段时间。而当我把老屋修葺一新并像模像样地搬回来居住时，乡邻们惊诧和不解的目光里写着一个又一个为什么。真的不是一时冲动，更不是故作矫情。而是我与老屋之间的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情愫左右着我的决定。当年走出老屋时，自己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。似乎只是一个转身的功夫，几十年的光阴就消融在他乡的时空里。其间，虽然多次回过老屋看望父母，但大多是匆匆来去。曾几何时，城市的灯红酒绿，把乡下的老屋变成了高楼背后的一个模糊的背影，一本留在记忆文库里发黄的旧书。感谢岁月这条长河，它用急急缓缓的清流，逐步冲刷和过滤了尘世的浮华，还原和积淀了生活的本色，让我真正地懂得了生命里最需要的是什么。当我毅然决然地把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撕成碎片，带着风轻云淡的心绪回到老屋时，恍惚又看到了父母忙忙碌碌的身影，听到了絮絮叨叨的谆谆叮咛，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温暖。尤其是老屋，就像是父辈灵魂的物化，始终用它深沉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我，提醒着我，期待着我。让我疲惫时不敢懈怠，受挫时不敢气馁，得意时不敢忘形。让我觉得，老屋，才是世界上最舒适、最温馨的地方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家。在这里，可以放心地洗去风尘，卸掉铠甲。可以放肆地大说大笑，不必注意身份；尽情地大嚼大咽，无须讲究形象。一桌土菜，几盅老酒，老屋里弥漫着醉人的亲情。你会一下子读懂了人间有情是清欢的诗句。相比之下，在自己赖以工作和生活的城市，在人情如纸的官场，在雾霾笼罩的钢筋水泥丛里，在那些看不到稻麦桑荷，听不到鸡鸣犬吠的日子，过的其实是一种身如浮萍的无根生活。
近期，阅读了一些关于故乡的文章，发现台湾人普遍地把故乡称作原乡，把老屋叫做血地。作家钟离和有一句话说得更是彻骨入髓：原乡人的血，只有回到原乡，才能停止沸腾。让我醍醐灌顶般地一下子明白了，老屋，不只是旅途中的驿站，风浪时的港湾，更是一个家庭的生命之根，是一个人灵魂上的胎记，心底里的神龛。它像一本大书或一个u盘，立体地刻录着整个家庭的兴衰荣辱和长辈们春雨润物般的护犊之情。缺失了老屋，就如同树木缺失了根系，河水缺失了源头，灵魂缺失了安放之所，文化缺失了传承之径。你可以远离老屋，可你永远离不开老屋里挟裹你生命的强大气场。你可以嫌弃老屋，但却永远摆脱不掉老屋注入你血液里的独特基因。回归老屋，也许是人类在寻找一条回归自然的小径，重拾生命本真的一种救赎。难怪哲人说，人类不能没有故乡。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？也许有一天，作为物质的老屋，可能会消失在推土机的噪音里。但沉淀在心灵深处的老屋，值得我们永远守望。